從《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看毛澤東的領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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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習總書記就學習毛澤東同志《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重溫這篇著作。在黨的作風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進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任何一種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別是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面對艱巨的任務,面對復雜的情況,面對新的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就會一籌莫展,不知所措。毛澤東的一生,無論負責何種工作,都非常講究方法。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之前,他還寫過《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關於健全黨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還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毛澤東同志關於工作方法的許多論述和實踐至今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鑒作用,本文結合這些論著簡要梳理毛澤東的領導方法,以把對《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學習推向深入。

  在毛澤東看來,眾多矛盾之中,必有一個是主要的﹔繁雜工作之中,必有一個是中心。因此,開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關鍵,以帶動其他。在闡釋這一方法時,他多次引用過兩句戲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說: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后,我就把軍隊工作推給彭德懷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麼一件事就鑽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麼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隻唱一出《香山記》”。我就採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是隻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他匯報,“隻唱一出《香山記》”的辦法傳達后,效果很好。毛澤東說:就像你們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樣,不能什麼都唱。這個方法要普遍運用。

  其實,這個方法說到底就是工作應突出重點,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時候要集中精力。毛澤東的一生一直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大革命失敗以后,他很快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堅定地在農村進行“武裝割據”,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他一個時期集中於指揮打仗,一個時期集中於理論創作,一個時期又集中於整頓黨的作風。同時,他還反復地向全黨強調這種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隻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個時期隻有一個“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種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結合的,思想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也就是大腦裡應有一根弦,有意識地去尋找它,“任何一級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那麼,“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是什麼,深思熟慮以后要明確,特別是要告訴下屬和自己的團隊,使之有所遵循。當然,能夠“適時”地判定什麼是“中心”,則需要獨具慧眼。為此,要形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凡事都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並懂得相互轉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務未了,建設的任務又擺在了面前,百廢待興,千頭萬緒,首先應該抓什麼呢?當時,有的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應當盡快地加以消滅。而在毛澤東看來,財政經濟困難能否解決才是關系到新生政權能不能站穩腳跟的關鍵問題,因此,黨的“中心工作”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他告誡說:“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也就是說,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毛澤東對抓“中心工作”的方法還從另一個方面作過闡述。1959年3月,在鄭州會議上,他先是談到了三國時袁紹決策“多端寡要、瞻前顧后”而最終導致失敗的一些事情,接著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稍后,他與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時又講道:“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要反對多端寡要,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所謂“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輕重緩急,力求面面俱到,什麼事情都想做,結果無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點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別的事我不講,隻講工作方法,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氣講了十幾條。其中說道:搞經濟計劃,要有重點,有重點就有政策。沒有重點,平均分配,就無所謂政策。這是很好的經驗,跟我們歷來搞政治、搞軍事相適合。總要有重點,一個時期總要搞個重點嘛。1961年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說:“今后不要搞那麼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裡什麼問題都講。為了全面,什麼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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